王士祯论李白诗歌

王士祯论李白诗歌

 绵阳师范学院    沈曙东

王士祯（1634-1711），字子真、贻上，号阮亭，别号渔洋山人，人称王渔洋，山东新城人。作为一名政客，王士祯仕途一路通达，官至刑部尚书，政绩颇为不俗。同时，他又是清初诗坛的一代正宗，不仅好与名士交游，更是笔耕不辍、著述等身，其诗学理论可谓影响了一代诗歌之创作。

作为康熙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和诗论家，王士祯倡“神韵”说，并对李白及其诗歌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他曾在《戏傚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》中直言“青莲才笔九州横”，也曾赞叹李白是千年难得一遇的“仙才”，更推许称“唐诗人首推李杜”，“恨不侧身其间，为执鞭弭之役”。在品评他人诗作时，王士祯也常用李白做比，言他人之作与李白之作同是神品、绝唱。

一

王士祯如此钦慕李白，当和其隐逸之志密切相关。他曾有“回首礼白云，何时谢尘累”之叹，亦有“予兄弟少无宦情，同抱箕颍之志，居常相语，以十年毕婚宦，则耦耕醴泉山中，践青山黄发之约”之志，极欲将自我安顿于自然山水之中。王士祯曾专为时任太平府推官的许双峒重建太白楼一事赋诗一首，其文云：“常怀牛渚西江夜，回首开元去不留。天上已归宫锦客，人间何处谪仙楼。使君登眺能怀古，江阁风烟廻散愁。遥忆蛾眉亭上月，何时鲸背醉高秋。”既感叹李白的仙人之姿，更将其视为自己隐逸理想的标尺。李白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，曾与孔巢父、裴政、张叔明、韩准、陶沔等人会于竹溪之间， 人称“竹溪六逸”。王士祯《望徂徕山怀古二首》云：“应有云霞侣，幽居远世情。钓竿想巢父，酒态忆长庚。”

王士祯的隐逸之志在审美趣味上自然地转化成了“清远”的山水情怀。《池北偶谈》云：“汾阳孔文谷云：‘诗以达性，然须清远为尚。’薛西原论诗，独取谢康乐、王摩诘、孟浩然、韦应物，言：‘白云抱幽石，绿筱媚清涟。清也。表灵物莫赏，蕴真谁为传。远也。何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；景昃鸣禽集，水木湛清华。清远兼之也。总其妙在神韵矣。’神韵二字，予向论诗，首为学人拈出，不知先见于此。”“清远”不仅是王士祯的诗美理想，也是其“神韵”说的真谛所在。在王士祯眼中，李白正是其“清远”诗美理想的实践者。如论及徐祯卿“洞庭叶未下，潇湘秋欲生”时，王士祯谓“非太白不能作，千古绝调也”。徐祯卿被称为“吴中诗冠”，其诗以“清远”见长。此处借李白评徐诗，又未尝不是以徐诗论李白之诗，言其早得“清远”之旨。

“清远”蕴于文辞之外，悠然无迹，是为化境。《渔洋诗话》云：“戴叔伦云：‘蓝田日暖，良玉生烟。’司空表圣云：‘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’，‘神出古异，澹不可收’，‘采采流水，蓬蓬远春’，‘明漪见底，奇花初胎’，‘晴雪满杯，隔溪渔舟’。刘蛻文冢铭云：‘气如蛟宫之水。’严羽云：‘如镜中之花，水中之月，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’姚宽西谿丛语载古琴铭云：‘山高谿深，万籁萧萧。古无人迹，唯石嶣嶢。’东坡罗汉赞云：‘空山无人，流水花开。’王少伯诗云：‘空山多雨雪，独立君始悟。’”《渔阳文集》卷一云：“严沧浪论诗云：‘盛唐主诸人，惟在兴趣，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，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，如空中之音，象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’司空表圣论诗亦云：‘味在咸酸之外。’”王士祯论诗家化境时即以李白“却下水精帘，玲珑望秋月”之句为例：等闲望月，帘内帘外，孤月孤人，妙绝超然。又《带经堂诗话》云：“或问‘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’之说。答曰：太白诗：‘牛渚西江夜，青天无片云。登高望秋月，空忆谢将军。余亦能高咏，斯人不可闻。明朝挂帆去，枫叶落纷纷。’……诗至此，色相俱空，政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，画家所谓逸品是也。”在王士祯的诗论中，以画比诗并非只此一处，然而被称为画中逸品的，也就只有李白这首《夜泊牛渚怀古》了。此篇写景只是画意而不雕琢物象，望月怀古更是情调渺远，叹“高咏”之“不可闻”，却不说破道尽，全凭心领神会，不涉理路，不落言诠，文辞之外，又全是怀抱，正是空音镜像，妙归微言。王士祯以李白诗论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是最恰当不过了。

“神韵”说虽“专以冲和淡远为主，不以雄鸷奥博为宗”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士祯完全反对诗歌中的雄浑狂豪之气。《蚕尾文》记王士祯与人论画，其人曰：“凡为画者，始贵能入，继贵能出，耍以沉着痛快为极致。……见以为古澹闲远，而中实沉着痛快，此非流俗所能知也。”王士祯听闻此言，道：“子之论画至矣。虽然，非独画也。古今风骚流别之道，固不越词。”在《蚕尾续文》中，王士祯也曾将雄浑与神韵同列而论：“自昔称诗者， 尚雄浑则鲜风调， 擅神韵则乏豪健， 二者交讥。唯今太宰说岩先生之诗， 能去其二短， 而兼其两长。”在以“神韵”为标准选定的《唐贤三昧集》中，他也选录了王维的《陇头歌》等一改闲适冲淡而气势宏肆的作品，甚至还有李颀、高适等人的豪健之作。可见，在王士祯看来，清远古澹中可以有沉着痛快之气，雄浑的基调中也可以有悠远之神韵，二者并不互斥。正因如此，在评论李白诗歌时，王士祯没有忽视李白的豪放洒脱之风。论五言，谓李白诗歌“气体高妙”；论七言，《七言诗凡例》云：“开元、大历诸作者，七言始盛。王右丞、李东川暨高、岑四家，篇什尤多。李太白驰骋笔力，自成一家。大抵嘉州之奇陗，供奉之豪放，更为刱获。”论歌行，赞李白诗歌“似《庄子》”，如“飞仙语”。在评论他人的作品时，王士祯也以李白为风尚，如《跋所安集》云：“《所安遗集》一卷，元长沙进士陈泰志同著。歌行驰骋笔力，有太白之风。”又《徐阁学诗集序》云：“皆闳肆辩博，江西诗一卷，尤票姚跌宕，近似太白。”种种论述，都意在赞叹李白诗歌的疏狂洒脱、气势轩昂、雄豪闳肆以及精神灵魂的逍遥自由，而这皆因王士祯深深体悟到了李白诗歌“气格”与“神韵”的和谐相生。

王士祯一生心怀江海之情，羡慕闲适自在的隐居生活，将肆意潇洒的谪仙李白视为前辈知音，既慕其诗之冲澹清远，亦赞其诗之痛快疏狂。

二

体裁方面，李白古体诗历来备受关注，如明人高棅在《唐诗品汇》中即按体选诗，“大略以初唐为正始，盛唐为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，中唐为接武，晚唐为正变、余响，方外、异人等诗为旁流”，将李白之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皆列为“正宗”。清人王士祯亦是如此，对李白古体诗十分尊慕，并视李白为七言古诗之“大家”。

《七言诗凡例》云：“开元、大历诸作者，七言始盛。王右丞、李东川暨高、岑四家，篇什尤多。李太白驰骋笔力，自成一家。大抵嘉洲之奇陗，供奉之豪放，更为刱获。今钞盛唐五家之作为一卷，王龙标、崔司勳间取一二附之。诗至杜工部，集古今之大成，百代而下无异词，七言大篇，尤为前所未有，后所不逮，盖万古元气之奥，至杜而始发之。今别于盛唐诸家钞杜诗一卷。”由此，王士祯至少将盛唐诗人分出了四个层次：杜甫为七古之最，次李白、岑参，次王维、李颀、高适，次王昌龄、崔颢。类似的分法也见于《带经堂诗话》，其文云：“七言古诗，诸公一调。唯杜甫横绝古今，同时大匠， 无敢抗行。李白、岑参二家，别出机杼，语羞雷同，亦称奇特。”

而在后之《跋唐诗品汇》中，王士祯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，视李白、杜甫同为七古“大家”：“宋元论唐诗，不甚分初盛中晚，故《三体》《鼓吹》等集，率详中晚而略初盛，揽之愦愦。杨仲弘《唐音》始稍区别，有正音，有余响，然犹未畅其说，间有舛谬。迨高廷礼《品汇》出，而所谓正始正音、大家名家、羽翼接武、正变余响，皆井然矣。独七言古诗以李太白为正宗；杜子美为大家，王摩诘、高达夫、李东川为名家，稍误；是三家者皆当为正宗，李、杜均之为大家，岑嘉州而下为名家，则确然不可易矣。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。”

为何会有如此变化呢？《七言诗凡例》列杜甫七言古诗为盛唐诗人之最的理由是其七言大篇“前所未有”，此乃就其新变而言。王士祯逐渐认识到李白古体诗“有古调有唐调，要须分别观之”，其七言古诗有不同于汉魏古诗的新特质。《带经堂诗话》云：“（七古换韵法）起于陈隋，初唐四杰辈沿之，盛唐王右丞、高常侍、李东川尚然，李杜始大变其格。”当然，“有唐调”的内涵是丰富的，这里仅以韵律管窥之。正是由于这些“前所未有”之新变，王士祯才最终将李白推上了和杜甫并驾齐驱的七言古诗“大家”之地位。

七言古诗之外，李白的古体诗还包括有五言古诗。王士祯又是如何评价李白五言古诗的地位呢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先要考察一下王士祯对李白五言古诗的基本认识。《带经堂诗话》云：“唐五言诗，开元、天宝间大匠同时并出。……高适质朴，不免笨伯。杜甫沉郁，多出变调。李白、韦应物超然复古。”这里指出了李白五言古诗复古的特点。又 《五言诗凡例》云：“唐五言古诗凡数变，约而举之：夺魏晋之风骨，变梁陈之俳优，陈伯玉之功最大，曲江公继之，太白又继之，《感遇》《古风》诸篇，可追嗣宗《咏怀》、景阳《杂诗》。贞元元和间，韦苏州古淡，柳柳州峻洁，二公于唐音之中，超然复古，非可以风会论者。今辄取五家之作，附于汉魏六代作者之后。李诗篇目浩繁，廑取《古风》，未遑悉录，然四唐古诗源流，可略睹焉。”这段材料进一步指出了李白 《古风》诸篇与阮籍《咏怀》、张协《杂诗》之间的渊源关系，表明李白五言古诗是对魏晋古风的卓然继承。

因此，从复古的角度，王士祯表达了自己对李白五言古诗地位的看法。《带经堂集》云：“夫古诗难言也。诗三百篇中 ‘何日不鼓瑟’、‘谁谓雀无角’、‘老马反为驹’之类，始为五言权舆；至苏、李，《十九诗》，体制大备；自后作者日众，惟曹子建、阮嗣宗、左太冲、郭景纯数公，最为挺出；江左以降，渊明独为近古，康乐以下其变也；唐则陈拾遗、李翰林、韦左司、柳柳州独称复古，少陵以下又其变也。盛唐诸公五言之妙，多本阮籍、郭璞、陶潜、谢灵运、谢朓、江淹、何逊；边塞之作则出鲍照、吴筠也。唐人于六朝，率揽其菁华，汰其芜蔓，可为学古者之法。”由此可知，王士祯高度评价了李白的五言古诗，认为其尽揽六朝诗歌之精华，堪为学古者之典范。是故《古诗选》凡五言诗十七卷，自六朝以下，唐代惟取李白等五人，以为复汉魏之风尚。

言其复古的同时，王士祯还指出了李白五言古诗的另外一个特点。《带经堂诗话》云：“五言短古诗，昔人谓贵词简味长，不可明白说尽。”以极少的文字来表达极丰富的内蕴，这无疑是非常困难的。“五言最难于浑成故也。要皆有一倡三叹之意乃佳”，更“著议论不得、用才气驰骋不得”，故王士祯选李白五言诗多取山水感怀之作，由眼前之景象而生无尽之思绪，言辞浅易而意蕴无穷。《画溪西堂诗序》云：“严沧浪以禅喻诗，余深契其说，而五言尤为近。”这里肯定的是李白五言古诗之冲淡清远。

与五言古诗相比，七言古诗在艺术审美方面则全然不同，更多地体现了其雄浑豪健的一面。“五言（古诗）以蕴藉为主，若七言则发扬蹈厉，无所不可”，“须波澜壮阔、顿挫激昂，大开大合”，而李白七古正是如此，“驰骋豪放”，“别出机杼”。《带经堂诗话》云：“七言歌行（按，王士祯将七言歌行看作七古），至子美、子瞻二公，无以加矣。而子美同时，又有李供奉、岑嘉州之刱辟经奇；子瞻同时，又有黄太史之奇特。正如太华之有少华，太室之有少室。”又《带经堂集》 记王士祯曾以画喻诗云：“画家谓戚文秀画清济灌河图，中有一笔，超腾回折逾五丈，通贯于波浪之间。予谓文家亦有此诀，唯司马子长之史、韩退之、苏子瞻之文，杜、李、韩、苏之歌行大篇足以当之。”王士祯曾将李白七言歌行比作《庄子》之文，而这与沈德潜则不谋而合。《唐诗别裁集》 评李白七言歌行云：“想落天外，局自变生。大江无风，波浪自涌。白云从空，随风变灭。此殆天授，非人可及。”可见，王士祯对李白七言古诗之汪洋恣肆与瑰丽诡谲是极为赞赏的。

在王士祯看来，李白五言古诗冲淡清远而重在复古，堪为学古者之典范；其七言古诗雄浑豪健而不乏新变，实为盛唐之“大家”。